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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com 2022年8月22日

百年乡村:在理想与现实中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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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农村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在城市化发展模式之下,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农村迫切需要注入智力、资金,以推动发展。

学者赴乡村进行建设实践,相信会给我们日渐远去的乡村注入一种力量。学者们的努力,也许难以完全解决复杂的“三农”问题,但却为农村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要变革农村,首先要弄清农业的本质和乡村的价值,而目前建设乡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农业的本质和农村价值存在很多误判。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前往贵州乡村当起了村委会主任助理。对此番行动于建嵘在微博中明确说:“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

以“自带干粮”的“乡村建设志愿者”的态度,又一位中国知识精英,走上了前辈们走了近100年的道路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国知识精英就曾发起过“乡村社会建设运动”,此运动持续了十多年之久,并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启臻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80年前,一批学者发起了挽救中国社会”的运动,在当时很多学者看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村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在这批学者中,影响最著者,当推晏阳初、梁漱溟。1929年晏阳初开始在河北定县研究实验,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内容,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教育联环实施的方式,推进乡村建设。

梁漱溟的实验开始于1931年,他在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基础上,开始了重整乡村组织、重建新法制习俗的实验,以期通过乡农学校,借助教育力量,将当地农民全面纳入政、教、养、卫于一体的乡村改造与经济建设。

晏阳初、梁漱溟仅仅是当时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当时的知识分子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说声势浩大,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机构和团体,达600个之多。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派的实验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可惜的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华北、华东、华中以及沿海等地的乡建实验区先后为战火所吞噬,仅在抗战的大后方保留了少数的实验区,大多数乡建团体和实验区都将工作中心转移到抗战宣传、民众训练、难民救济等急务方面。

“从今天看,80多年前的那场乡村实验运动,其理念是值得借鉴的,他们的实验尽管因为战乱没有能坚持下来,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教训。”朱启臻评价说。

然而直到今天,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农村现代化,农村中的各种问题,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

“尽管如今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积弱积贫的状况,”朱启臻说,“但是当时学者提出的核心理念中国最大问题在农村,只有农村、农民有希望了,中国才有希望,是最值得借鉴的理念,在今天看发展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最需要优先解决的依然是“三农”问题。”

在评价近一百年前的那场乡村建设运动时,当代学者观点分歧较大,主要有三类代表性观点。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上予以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人数不多,包括“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表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近年来,一些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近百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时,也论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他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

在评价晏阳初的实验时,也有学者指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

“中国农村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农村建设更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朱启臻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它绝不是靠几个人,几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就可以完成的,现如今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比百年前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代抱着好奇、天真、善良的愿望而行动的中国学者,他们真正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依靠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的命题。”

当年,梁漱溟在谈到乡村建设的困难时,不得不承认“号称乡村运动而后乡村不动”。

“这一问题,已经持续了近百年,无论是百年前,还是当代,”朱启臻说,“农民对下乡从事改良的知识分子,普遍带着不解和不相干的态度,农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在朱启臻看来,要变革农村,首先要弄清农业的本质和乡村的价值,而目前建设乡村最大的困难,就是对农业的本质和农村价值存在很多误判。

农业的本质是什么?在很多人看来,农业是一个可以让农民发财、致富的手段,帮助农民就是教会他们农业知识,靠农业增收,“这是对农业本质的误判。农业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农业安全,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基础,而不是使人发财的途径”。

“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农民问题,一直是乡村建设的一个困局,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农民是小生产的眷恋者,是保守、封闭、落后、平均主义的代名词,一些人在改造中国乡村的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于是还有研究者更明确地提出:“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多少有无,是新农村建设乃至农村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

对此,朱启臻提出要给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以往通过政策强迫农民留在土地上,目前提出城镇建设的目标,又出台一些政策强迫农民放弃农村,农民一直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要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农民的自由是必须解决的。

在朱启臻看来,当代和百年前,在乡村建设的前景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我们的国力强大了,远非百年前可比。单从经济实力上看,目前我们有能力实现乡村建设的目标。关键问题是我们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都没有找到最符合中国实际的变革途径。”

近些年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尝试着提出了一些理念。朱启臻也先后出版了两本专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中国科学报》的采访中,他将自己的理念概括为:农业是公共产品,农村有其存在价值,发展农业和建设乡村是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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